从奥巴马的“再工业化”战略，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再到拜登的“产业链韧性”战略，过去15年时间，中美国政府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不断加码与升级。眼下，哈里斯与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剧目进入尾声，无论谁最终胜出，吸引制造业回流依然是其执政后的重要政策指向，因为对于哈里斯而言，重视制造业回归无疑是萧规曹随，就特朗普来说，引制造业回流算是旧调重弹。

　　金融危机的前10年，“去工业化”令美国制造业共计流失了600多万个工作岗位，危机后美国失业率被推到过去30年的历史新高，白宫官员此时才强烈感觉到了制造业吸收就业能力的可贵；危机前10年，美国制造业每年只有0.5个百分点的微幅增长，危机后，美国经济出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在金融业成为危机策源地的情况下，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更为充分地显现出来。金融危机次年，走进白宫的奥巴马总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

　　作为金融危机环境下修复经济的重要举动，奥巴马启动了对通用和克莱斯勒两大汽车制造巨头的救助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与《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为标志的制造业中期发展战略；获得连任后，奥巴马又出台了《美国先进制造伙伴计划》《振兴美国制造业与创新法案》《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计划》和《清洁能源计划》等法案，重点聚焦对高端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支持。作为重振制造业的具体行动，奥巴马部署展开了由45家企业组成的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的构建，推动国会与总统共同启动了规模为100亿美元的公私合作扩大制造业投资基金，同时在全美创建了12个“制造业社区”。

　　如果说奥巴马的“再工业化”战略中的国内重建成分占优，那么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则带有十分浓厚的制造业回流色彩。除了通过全力吆喝提倡复兴国内制造业并成功瓜分民主党传统票仓而最终入主白宫外，特朗普上任后，并马不停蹄地通过了《税收削减与就业法案》，大幅降低企业的税率，以增厚企业利润和鼓励企业加大资本开支，同时，特朗普推行“逆全球化”，对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以倒逼更多企业选择在美投资和生产；另外，不同于奥巴马侧重于对新能源制造企业的政策扶持，特朗普主张大力发展传统化石能源制造企业，目的是追求能源独立与增加就业。

　　相比于“再工业化”与“美国优先”战略，拜登的“供应链韧性”战略所彰显出的引制造业回流力度无疑更强化了一步。在发布了《国家先进制造业战略》的基础上，拜登首先签署了总计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明确美国政府所需采购的基础建设项目优先美国本土供应商，直接捆绑美国政府采购行为与美国制造业，继而颁布了总计2800亿美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其中，527亿美元吸引各国芯片产业转移到美国，紧接着，总计750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案》出台，直接面对电动汽车、关键矿物、清洁能源及发电设施的生产和投资提供高达3690亿美元补贴。上述三大法案涵盖基础制造、高技术制造、清洁能源等领域，旨在推动美国产业链重构的同时强化美国对全球产业链的主控权。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金融市场、要素市场十分健全而发达且资本实力雄厚的经济强国来说，过去的整整15时间为制造业回流不遗余力地给予政策输氧与赋能，期间民主党与共和党轮流执政，三任总统抛弃党派身份的归属之别，在理念与行动上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分歧与差异，甚至亲自出面为一些投资项目撑腰站台，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吸引制造业回流没有起到一定的成效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首先，制造业建筑投资(主要包括厂房等)逐年爬升。统计数据表明，2010-2023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约4.4%，其中2022年投资规模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总额度达到1141亿美元，2023年又突破2000亿美元，年度投资规模升至2007亿美元，为2010年的三倍之多，而在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制造业投资额度继续升高至历史峰值的2255亿美元。从制造业建筑投资占GDP的比例看，2022年之前从未超过0.5%，但从2023年开始，该数据持续上升，目前已登至0.8%的历史新高。

　　其次，私人制造业投资可圈可点。2010—2023年，美国制造业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出现13年连升的局面，年均增速超过4.8%，尤其是最近两年更呈加速趋势，其中2023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24年3月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制造业研发人员占全美研发人员总数的60%，私营部门研发投入总额的75%用于制造业，而且美国的大多数专利为私人制造业企业所有，美国私人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往往是其他行业企业的两倍之多，而在目前私人制造业的全部投资中，有关知识产权产品的投资增长最为迅速，其中今年首季美国私人知识产权产品固定投资达到了1.56万亿美元，增幅41.0%，显示美国私人制造业投资在规模扩张的同时更加注重内涵驱动。

　　再次，制造业就业人数缓慢增长但结构显著优化。2010-2023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160万人增加至1300万人，净增约140万人，期间回流制造企业公告的新增就业岗位近160万个，等于新增就业岗位完全由回流企业所创造；从制造业就业占非农就业人数的比例看，2022年之前始终被压制在8.0%以下，最近两年则呈加速状态，目前占比约10%，特别是在整个制造业行业中，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就业人数快速增长，相比于2010年，与美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相关的就业人数目前升至24%，同期，科学与工程类企业吸纳就业人数占比提高至约6.0%。

　　最后，美国FDI(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制造业占比明显提升。统计数据显示，2010-2023年，美国FDI年均增长7.96%，其中2015年创下3840亿美元的历史峰值，虽然期间FDI流入量多有波动，美国却始终锁定着全球FDI最大东道国的位置，占全球FDI的比重维持在20%以上，而在FDI的流向上，制造业无疑是吸金能力最大的行业，其中2023年美国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升至创纪录水平的1282亿美元，占比高达41.3%，虽然今年以来美国FDI流入速度有所放缓，但制造业的吸金占比仍维持在稳定状态。

　　不过，英国《金融时报》通过采访100多家企业、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并查阅企业公告和财报后发现：在《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和科学法案》所公布的新投资中，约有40%、价值高达840亿美元的大型制造业投资项目已被延期或暂停，有些投资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重大项目遭遇了两个月到数年不等的延期，甚至陷入了无限期暂停的困境，其中“难产”的项目中包括拜登出面站台的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高达400亿美元的晶圆厂建设推迟到了2028年，昔日特朗普站台力挺的富士康准备在威斯康星州打造的顶尖LCD面板厂最终也无奈转向数据中心和医疗设备制造领域。

　　痛苦延期、尴尬暂停以及被动转向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美国制造业投资结构性失衡与接续能力不足的基本镜像。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至今年5月，国内外企业宣布在美国制造业的投资额总计为3820亿美元，但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建筑投资领域，而按照常理，在制造业建筑投资出现高峰期后，一般会迎来设备投资的高峰期，只可惜美国的工业设备投资增长并没有跟上建筑投资快速增长的步伐，虽然人们看到了不少新建厂房矗立而起，但却很难听到机器运转的轰鸣声音以及很少看到人员穿梭其间的工作场景。

　　系统性数据可以进一步佐证美国制造业回流在速度进展上的确远未达标。金融危机时，制造业在美国GDP中的占比为12%，如今却不升反降至10.3%；15年前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超过8300亿美元，去年的逆差规模依然高达1.06万亿美元，制造业投资规模的放大并没有拉动美国的商品出口和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子；代表行业前景的美国制造业PMI(经理人采购指数)在最新的9月份为47.2，除了今年3月份昙花一现地站上50以上的扩张区间外，自2021年4月以来的其他所有月份均被牢牢摁在“荣枯线”之下，行业活跃度与未来增长预期不能不让人生疑，由此也预示着制造业回流的计划与目标会进一步大打折扣。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低息股票配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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